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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明 温暖 奉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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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▎美文美赋 ☯ 身心湛然  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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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错，就是金庸小说里那个发明《九阴真经》的那个黄裳。

千年前的他，已经给出了当今社会乱象的治理方略。

（文末全文翻译）

宋代状元文章

——元丰五年(1082)壬戌科

[ 宋 ] 黄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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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裳(1044——1130), 字冕仲，号演山，延平（今福建南平市）人。宋神宗元丰五年(1082)壬戌科进士第一人，本科进士共445人。 

黄裳为官清正恬退。政和间(1111——1118) , 知福州，曾为礼部侍郎，迁尚书。当时“三舍法”实行，黄裳认为“宜近不宜远，宜少不宜老，宜富不宜贫，不如遵祖宗科举之制”。人们都认为他的观点是正确的。他对道家的玄秘之书颇有研究，自号紫衣翁，连说话都常带道家腔。黄裳享年87岁，谥忠文，为宋代状元中最长寿者。他的人品颇为时人所称誉，其诗文骨力坚劲，不为萎靡之音，也为士林所推崇。著有《演山集》六十卷行于世。 

元丰五年的殿试，御策以礼、法为问，黄裳以“礼以义起，法以时行” “以义起礼，以法趋时”为对。他认为俗有盛衰，时有彼此，事有变常，道有升降，因此制礼作法也必须有所损益和因革，而其关键在于既要以道德仁义为根本，又要顺应于人情世俗之所宜。当时宋朝野内外都搅进了变法的漩涡之中，黄裳的对策偏向于赞成变法，但也主张有所因袭。不偏不倚之说，自然既为变法派，也为保守派双方所认同，皆大欢喜。

策问

礼所以辨上下，法所以定民志。三王之时，制度大备，朝聘、乡射、燕享、祭祀、冠婚之义，隆杀、文质、高下、广狭、多少之数，至于尺寸铢黍，一有宜称。贵不以福，贱不敢逾，所以别嫌明徽，释回增美。制治于未乱，止邪于未形。上自朝廷，下逮闾里，恭敬樽节欢欣交通，人用不逾，国以无事。降及后世，陵夷衰微，秦汉以来无足称者。庶人处侯宅，诸侯乘牛车，贫以不足而废礼，富以有余而僭上，宫室之度，器服之用，冠婚之义，祭享之节，率皆纷乱苟简，无复防范，先王之迹因以熄焉。

《传》曰：“礼虽未之有，可以义起也。”而后之学者，多以谓非圣人莫能制作。呜呼!道之不行也久矣，斯文之不作也亦已久矣。抑将恣其废而莫之救欤，将因今之才而起之也?

今译：

礼制用以辨明尊卑秩序，法度用以规范民心所向。夏商周三代鼎盛时期，各项制度完备周全——朝觐聘问、乡饮酒射、宴飨宾客、祭祀天地、冠礼婚仪等仪制的规格，其隆重与简省、文饰与质朴、尊贵与卑下、宽宏与严谨、丰盛与简约的尺度，乃至具体到尺寸铢黍的细微差别，无不恰如其分。尊贵者不因得势而妄享非分，卑贱者不敢逾越本分，由此消除僭越嫌疑、彰明等级徽记，祛除邪僻而增益美德。在未生乱象时建立治世之制，在邪念未萌时加以遏止。上自朝廷重臣，下至市井百姓，人人恭敬节制而和睦交往，各守本分不相逾越，国家因而长治久安。

及至后世衰微，制度渐趋崩坏，秦汉以来再无可称道的典范。平民住进诸侯规制的宅院，诸侯反乘简陋牛车，穷人因贫困而废弃礼仪，富人因豪奢而僭越等级。宫室建筑的规格，器物服饰的使用，冠礼婚仪的规制，祭祀宴享的仪节，全都混乱不堪、苟且从简，再不设防禁约束，先王建立的礼法传统由此湮灭。

《礼记》有言：'即使前代未有之礼，也可据义理创制。'而后世学者多认为非圣人不能制礼作乐。可叹啊！大道不行于世已很久了，礼乐制度荒废也已很久了。难道要放任其衰败而不加挽救？还是应当凭借当世英才来重建礼制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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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策

臣闻致道则求诸人，以人者善之所在也。及其行道也，不可以求人，惟人求道。置法则从诸人，以人者情之所在也。及其行法也，不可以从人，惟人从法。圣人之为天下，合众善以为道，合群情以为法。其为教也，则宜民下无异习；其为政也，则宜臣下无异说。若夫蠡管之见，涓埃之善，奚足以致哉!圣人以为物态有新，故民情有好数，俗有盛衰，时有彼此，事有变常，道有升降，法有损益。以道应时，以法制俗。当与万物之理相得于无穷，则夫善之所在，未可以废也；当与万物之变相适于无常，则夫情之所在，未可以废也。陛下所以三岁一诏，旁集天下之士，亲降圣问，而使一介草莱类得发其涓埃之情，以助太山之崇高，沧溟之深远。如臣之愚，何足以与此!

然而，臣闻大道之世，货恶其弃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，则俗之于物轻矣；力恶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，则俗之于我轻矣。不以我累道，不以物累我。天叙之中，夫妇之情，父子之性，君臣之义，兄弟之序，所谓有物者也。天秩之中，父厚于义而薄于仁，母厚于仁而薄于义，君无为而尊，臣有为而累，所谓有则者也。方是之时，上下之分乌用辨哉!不必持衡与之为轻重，而人自以为平；不必探筹与之为得失，而人自以为公。其正不必规矩而天与之为方圆，其信不必符契而天与之为取与。方是之时，上下之志乌用定哉!以故天之象，地之器，鸟兽之文，土地之宜，未有仰观而俯察者，则象与器，其孰制而用哉?法无所始，亦无所成；礼无所益，亦无所损。道之下降，在乎众器之间而已。人能轻物与我，而相与为天游，未有过礼而逾，不及礼而福者，圣人盖未有患也。

然而，污尊而饮，捭豚而食，遂以为礼；搏土为桴，筑土为鼓，遂以为乐。营窟槽巢，羽皮毛血，圣人恶其鄙野太甚，贯贱之分，长幼之序，饮食居处几与鸟兽草木无以异焉。以故圣人作为礼法以文其实。营窟槽巢未利于居也，为之台榭宫室；草木血毛未利乎食也，为之炮燔烹炙；羽皮未利于服也，为之丝麻布帛；污尊杯饮未利于饮也，为之范金合土。网罟之利佃渔，耒耜之利稼穑，刳剡之利于川，服乘之利于涂，弧矢之利御寇，击析之利待暴，利用之法详于此矣。然后制礼之文，施于饱食逸居之时，使远于禽兽。朝聘之礼，所以和君臣；冠婚之礼，所以正男女；祭祀之礼，所以交鬼神。为之射礼以观其志体，为之乡礼以辨其齿位。合其欢也为之燕礼，致其钦也为之享礼。

虽然，昔时鄙野之风，稍趋于文，而文之弊，使人役有涯之生，随无穷之情，忘不可乱之分，徇不可必之物，其性失中，其心失性。以菲废礼也福，以美没礼也僭，遂丧天礼之自尔者。性命之情，日入于衰薄，有如横流之冲，失其大防，汗漫而难制。是以朝聘之礼，不足以和君臣；冠婚之礼，不足以正男女；祭祀之礼，不足以交鬼神；射乡之礼，不足以仁州乡；食飨之礼，不足以乐宾客。

然则，礼之数岂可废哉?有数而无义，则其制礼也不足以因情；有义而无数，则其制礼也不足以定分。“朝聘、乡射、燕飨、祭祀、冠婚之义，高下、隆杀、文质、广狭、多少之数',所以见于圣问。而臣以为，礼法之行，自圣与贵者始。贤者，先王以率愚；贵者，先王以率贱者也。数度存焉。其在宫室也，庙各有数，堂各有尺；其在衣服也，冕各有章，旒各有寸；其在车旗也，常各有游，车各有乘；其在器皿也，所食之豆，所献之爵。其效有多寡，其用有贵贱。

虽然，礼效之于天下，岂特进其不及之才，敛其不平之气，以就绳约，然后以为得哉!有以多为贵者，以文为贵者，以大为贵者，以高为贵者，以其外心者也。有以少为贵者，以质为贵者，以小为贵者，以下为贵者，以其内心者也。内之为尊，外之为乐，少之为贵，多之为美。是故先王之礼不可多也，故常不丰：不可寡也，故常不杀。惟其称而已。天下之人顾其教则谨其分，明其义则进其德，此其所以致治于未乱，止邪于未形欤!不然，而礼之近者适人之情，礼之远者，明德而反本。刍豢稻粱，庶羞酸碱，以养其口；椒兰芳芯，以养其鼻；雕琢刻镂，黼敝文章，以养其目；钟鼓管磐，琴瑟笙竽，以养其耳；疏房安车，越席床第，以养其体。此适其情者也。圣人以此救上古之鄙野，不能使后世无文之弊。目之于色，耳之于声，鼻之于臭，口之于味，四肢之于安佚，未有能克已复礼以为仁焉，则礼之近者，适足使人流而为淫泰，乘而为诈伪耳。山莎之僭，浣濯之陋，岂可废哉!是故圣人之制礼也，酒醴之美，而玄酒明水之尚；黼蔽文章之美，而疏布之尚；莞簟之美，而蒲越槁靺之尚；丹漆雕镂之美，而素车之尚。是故礼虽道德之下，及忠信之薄，而道德忠信所以不丧者，礼实明之也。礼之近者，适人之情，而人情之适未常放者。礼之所尚，不在乎美者而已。

二帝三代，以法趋时，以义起礼，不能有异于此，特其详略未可同耳。故臣尝言，道无常也，未始有弊焉，必有升降者，礼法为之也；时无止也，未始有弊焉，或有彼此者，习俗为之也。继道以致用者，善也；制善以致治者，法也。异法者，彼此之时；异时者，盛衰之俗；异俗者，新故之物。物之新故，俗之盛衰，未始有常也。则以法趋时，以义起礼，岂有一定之论哉!是故圣人之在下者，或清或和，以矫一时之俗，而救其弊焉，则有三子之行。圣人之在上者，或损或益，以应一时之俗，则救其弊焉，则有三王之礼。然而道失而后德，则二帝之趋时也，致隆于德，未能以为皇；德失而后仁，仁失而后义，义失而后礼，则三代之趋时也，致隆于业，未能以为帝。道也，德也，业也，皆圣人所能有者也，其用之异者，以制俗异之也。皇也，帝也，王也，皆圣人所能为者也，其名之异者，以应时异之也。

臣谓有成与亏者，法也；无成与亏者，道也。无成与亏之中，注之不盈，酌之不竭，万法之造，费之弥多，资之愈有。唐而后成，周而后备，于形色名声，不可以为量数。若夫制于礼者为之，非特不可以致治也，必待数百岁，其智足以相备者而后全。若夫休道者，虑后而致隆，则尧之所成，周之所备，伏羲旦暮而陈之，奚必俟唐与周哉!臣谓时之所缓，圣人不以为急，俗之所恶，圣人不以为好。是故五帝而上，其书谓之《三坟》,言大道也。二帝而下，其书谓之《二典》,言常道也。然而常道之用，又其大道之降者欤?不然而忠质之过也，周以极盛之文而救之，盖自夏商之末，仁义失尽矣，则周之所以救其弊者，其有礼欤?尽仁之致以制礼，尽礼之数以制法，辨等之仪，教节之度，尤详于二代，则大道之降者，未足以为怪也。后世之难治，惟其物我大重。我重而逾，物重而福，无穷之欲，不测之变，不可以略制也。行法之吏，至于三百六十而后已，岂其好详哉!礼以义起，法以时行而已。

臣观三代之盛，忠质文之不同道，服器官之不同法，相沿以情，相革以迹。朝聘之勤，燕享之欢，祭礼之诚，婚姻之好，欢然有恩以相爱，粲然有文以相接。彰之以车服，扬之以声音，光之以诗书，明之以藻色。其犹一元之散，遂华万物而为春欤！和气之中，声色万类，飞者翔，走者伏，潜者跃，并行而不相悖，并育而不相害，莫知为之者。三皇之世，未著于德义，其犹一元之含万物欤!二帝之喻则向乎春矣。陛下体道在上，造化群材，因革庶政，教令刑禁，下行上施，其犹天道之远四时欤!作者使复，枯者使荣，则春之风雷；散者使敛，华者使实，则秋之霜露。将与有生之类，还淳反一，而为太古之游，固陛下之志也。若夫宫室之度，器服之用，冠婚之义，祭飨之节，率皆纷乱苟简，未复三代之遗法，岂可望哉！念此宜圣策之所及也。

臣闻不能以礼趋时，则其为法也无功；不能以义起礼，则其为法也无道。礼乐之情同，明王以相沿知礼有所因，三王异世不相袭礼，则礼有损益。商因于夏，礼所损益可知也，损其文而益之以质故也；周因于商，礼所损益可知也，损其质而益之以文故也。其或继周者，虽百世可知也。文弊则质救之，质弊则文救之，文质相代而趋于中，盖虽百世不能易也。伪者文之过，野者质之过，继文之过必过于质而救之，此孔子所以欲从先进欤!时也，惟夏之从，车也，惟商之从，服也，惟周之从，乐也，惟舜之从。郑声之淫，非所可欲者也。文弊之俗，皆溺于此乐，则惟舜之从然后郑声可以放焉。自秦继周，礼之情不能有所因，乃滋法令以酷天下，礼之文不能有所损，乃极奢侈以穷其欲。不能以智出义，以义明德，不能以仁出礼，以礼明分。苟以徒法而制天下，礼之近者又从而充之，古远而难行者类弃而不为，遂使天下之俗，流而为淫泰，乘而为诈伪，淫为郑声，殆为佞人，则其制天下也，适足以为乱焉!岂能辨上下定民志，使恭敬樽节、欢欣交通以戴其上哉!若夫诸侯乘牛车，庶人处侯宅，贫以不给而废礼，富以有余而僭上。宫室之度，器服之用，冠婚之义，祭享之节，率皆纷乱苟简，未足以为怪也。汉文帝好道家之学，以为繁礼饰貌，无益于治，皆罢去之，专务朴素。

然而文帝岂能鉴周之弊而致然哉!会其所好，适近圣人继周之意。故其屋壁得为帝服，倡优得为后饰，卖僮婢妾，富人大贾皆得以上僭，莫之制焉，斯亦文帝不能以义起礼之过也。呜呼!文帝畏甚高论，而释之与言秦汉间事而已。唐太宗好三代之礼乐，房杜不能对者，放其为礼也，沿秦故以为汉，沿隋故以为唐，其治卒愧乎三代，而使三代本数末度，寂寥数千载间，未有能振之者，可胜惜哉!陛下慨然有志于此，将欲贫者不至于废礼，富者不至于犯义，文不至于野，趋乎文质之中，非特天下后世受其赐也，斯文不亦幸乎!

臣闻有其德而无其位，不敢作礼乐焉，为其无行礼乐之权也；有其位而无其德，不敢作札乐焉，为其无立礼乐之道也。而今陛下尊为天子，有其权矣；德为圣人，有其道矣。何惮而不为!然而不能因俗则礼失人，不能制俗则人失礼。礼失人也，无情；人失礼也，无分。陛下以义起礼，而臣言其所以因俗，所以制俗而已。寒暖燥湿异气，刚柔轻重异齐，器械异制，衣服异宜，饮食异和，此天理之所异者，俗之所宜，先王之所因。析言破律，乱名左道，淫声异服，奇技奸色，行伪而坚，言伪而辨，学非而博，顺非而泽，有疑于众，圭壁金璋，锦文珠玉，或不中度，或不中幅，或不中量，或不中仪，有行于市，此人伪之所异者，俗之所病，先王之禁。因其所宜，而弗禁其所异。天下之人，心与物化，志逐利往。譬如新生之犊，猖狂而趋，未知其所向，则虽以义明法，以数定分，敛其放肆，以就绳约，亦已劳矣。是故大司徒施十有二教，所以因俗者一，所以制俗者四。太宰以八则治都鄙。以礼驭其民，则其制俗者也；以俗驭其民，则其因俗者也。盖惟圣人以道出法，以德制行，然后能为因俗而与之同，能为制俗而与之异。其因俗而与之同也，则能使之欢欣交通；其制俗而与之异也，则能使之恭敬樽节。礼之远者，使之知所尚焉，则能明德反本而不溺于忠信之薄，道德之下衰，三代之礼可得而终始也。

此臣之计也。

今译：

臣听说治国方法的根本大道，应回归人本身，因为所有的善和智慧就蕴藏在人本身之中；但实践大道时不可以指望众人主动去践行，而应引导民众主动追寻大道。制定法律要顺从民情，因为法度的根基在于人性；但执行法律时不可迁就私情，必须要求民众遵守法度。圣人治理天下，汇聚百姓的善行形成治国之道，综合众人的情感建立法律制度。推行教化要使民间风俗纯正统一，实施政令要使臣僚认识协调一致。那些如同管窥蠡测的零碎见解[1]，如同涓流尘埃的微小善举，怎能成就治国大业？圣人深知万物状态常新：百姓情感存在偏好差异，社会风俗会有盛衰变化，时代机遇存在此消彼长，事务规律包含常态变异，治国之道需要调整升降，法律制度必须增减修订。要用大道适应时代变化，用法度规范社会风俗。当政策与万物规律相契合时，任何有益的主张都不该废弃；当制度与世事变迁相适应时，任何合理的情感都不该忽视。陛下之所以三年一次颁布诏书，广泛召集天下贤士，亲自提出治国策问，连草野平民都能贡献微小见解，如同为泰山增添土石使其更加巍峨，为沧海汇入细流使其更加深邃。像臣这样愚钝的人，怎配参与如此重大的讨论？

[1]典出《庄子·秋水》'用管窥天，用锥指地'，比喻见识狭隘

然而臣听说大道盛行的时代，人们痛恨财物弃置不用却不私藏，因而轻视物质享受；厌恶力气闲置却不为己谋利，因而看淡个人得失。不让私欲拖累大道，不让外物束缚本心。在天然伦理中，夫妻之情、父子天性、君臣之义、兄弟之序，都是客观存在的规范。在自然秩序里，父亲重义轻仁，母亲重仁轻义，君主无为而尊，臣子有为而劳，这些都是既定法则。这样的时代，上下级关系何需刻意区分？不必用秤来衡量轻重，人们自然感到公平；不必抽签来决定得失，人们自然觉得公正。正直不需要规矩约束，天性自会规范方圆；诚信不需要契约保证，天道自会监督取予。这样的时代，民心向背何需强行统一？

因此天文现象、地理器物、鸟兽纹饰、土地物产，当没有系统观测研究时，那些天文地理的规律，究竟由谁发现运用？法度没有绝对开端，也不存在终极形态；礼制不会永远增益，也不会永远减损。大道体现在具体器物之中。当人们能超脱物欲与私利，与天地自然共游时，就不会出现逾越礼制反而得福、遵守礼制反遭祸患的情况，圣人也就不必忧虑了。

然而上古先民凿地为杯饮酒[2]，手撕猪肉而食，这就被视为礼仪；抟土做鼓槌，筑土为鼓身，这就被视为音乐。住在洞穴巢居，茹毛饮血，圣人嫌其过于粗野——贵贱没有分别，长幼没有次序，饮食起居几乎与鸟兽草木没有差异。因此圣人创制礼法来规范生活：洞穴巢居不够舒适，就建造台榭宫室；生食血肉不利健康，就发明烹饪技术；羽毛兽皮不够体面，就纺织丝麻布帛；土坑积水不够卫生，就烧制陶器铜器。渔网利于捕鱼，农具利于耕种，舟楫利于渡河，车马利于行路，弓箭用于御敌，梆子用于警戒，这些实用器物的规范就此完备。然后制定礼仪形式，在丰衣足食的时代推行，使人类远离禽兽状态：朝聘之礼用于调和君臣，婚冠之礼用于规范男女，祭祀之礼用于沟通鬼神。设立射礼观察人的心志体魄，制定乡礼明确长幼次序。用燕礼促进欢聚，用享礼表达敬意。

[2]'污尊杯饮'指上古凿地为酒樽，双手捧饮的简陋礼仪

虽然上古粗野之风逐渐走向文明，但文明弊端使人用有限生命追逐无限欲望，忘记不可逾越的本分，沉迷不确定的外物，丧失中和之性，迷失本真之心。因简陋而废礼反得福，因奢华而越礼生僭越，自然天理就此丧失。人性真情日渐淡薄，如同洪水冲垮堤坝，泛滥难以控制。于是朝聘之礼不能调和君臣，婚冠之礼不能规范男女，祭祀之礼不能沟通鬼神，射乡之礼不能和睦乡里，宴飨之礼不能欢乐宾客。这样看来，礼制的规范怎能废除？有规范而无原则，制定礼制就不能顺应人情；有原则而无规范，制定礼制就不能确定分寸。'朝聘、乡射、燕飨、祭祀、婚冠的原则，高低、隆杀、文质、广狭、多寡的规范'，这些正是陛下策问的核心。臣认为礼法施行，必须从圣人与贵族开始。贤者是先王用来引导愚民的榜样，贵族是先王用来规范平民的标杆。具体标准体现在：宗庙建筑各有规制，殿堂各有尺寸；冕服纹章各有等级，玉旒各有长短；旌旗飘带各有数量，车辆各有乘员；祭祀器皿中，食器酒爵都有定制。这些礼器数量有多寡，使用分贵贱。

然而礼制教化天下，岂止是约束不足之才、收敛不平之气，使人遵守规范就够的？有多为贵的，有文为贵的，有大为贵的，有高为贵的，这些都是外在形式。有少为贵的，有质为贵的，有小为贵的，有下为贵的，这些都是内在本质。内在的才是根本，外在的只是修饰，简约的方显珍贵，繁复的徒具美观。所以先王之礼不求过度，因而常不奢华；不求不足，因而常不简陋。只求恰如其分。天下人遵守教化就会谨守本分，明白义理就能提升德行，这就是在未乱之前实现大治，在邪念未生时加以遏止啊！否则，近世的礼制只知迎合人情，远古的礼制才能彰明德行回归本真。美食佳肴养其口舌，椒兰芬芳养其嗅觉，雕镂纹饰养其眼目，钟鼓琴瑟养其耳朵，安车软席养其身体——这些只是满足欲望。圣人用这些改进上古的粗陋，却不能避免后世文过饰非的弊端。眼睛追逐色彩，耳朵沉迷音律，鼻子贪恋香气，舌头嗜好美味，身体贪图安逸——如果不能克己复礼践行仁德，那么这些近世礼制，只会使人放纵无度、虚伪狡诈。山野村夫的僭越，粗布麻衣的简陋，难道就该废除吗？

因此圣人制定礼制：虽有美酒，仍崇尚玄酒明水[3]；虽有华服，仍重视粗布素衣；虽有锦席，仍保留蒲草垫褥；虽有雕车，仍推崇素木之乘。所以说礼制虽处于道德之下、忠信之末，但道德忠信之所以不沦丧，正是靠礼制来彰显。近世礼制迎合人情，但人情满足不能放纵。礼制崇尚的，不在于外表华美而已。尧舜三代，根据时势制定法度，依据道义建立礼制，本质没有不同，只是详略各异。所以臣曾说：大道永恒但表现形式会变，这种变化本身不是弊端，之所以有升降调整，是礼法需要适应时代；时间流逝本无弊端，之所以有差异，是习俗造成的。继承大道而致用就是善政，规范善政而治国就是法度。法度不同源于时代差异，时代差异源于风俗盛衰，风俗变化源于事物新旧。万物新旧交替，风俗盛衰轮转，从来没有固定模式。所以根据时势制定法度，依据道义建立礼制，哪有一成不变的定论？

[3]祭祀时以清水代酒，象征上古质朴之风

因此身处民间的圣人，或用清静或用调和之道矫正时弊，就产生了老子、孔子等贤人的学说；高居庙堂的圣人，或删减或增补礼制适应民俗，就形成了夏商周三代的礼法。然而大道隐没后讲究德行，尧舜顺应时代推崇道德，未能达到三皇境界；德行衰退后讲究仁爱，仁爱衰退后讲究道义，道义衰退后讲究礼制，三代顺应时代推崇功业，未能达到五帝境界。大道、德行、功业都是圣人所能掌握的，之所以运用不同，是为了整治不同风俗；皇、帝、王都是圣人所能胜任的，之所以称号不同，是为了适应不同时代。臣认为有成亏变化的是法度，无成无亏的是大道。在无成无亏的大道中，倾注不会满溢，汲取不会枯竭，万法由此产生，耗费越多，资源越丰。经过唐尧发展而成熟，经过周代完善而完备，其外在表现无法用数量衡量。如果被礼制束缚，不仅不能治国，还要等几百年后出现智慧完备者才能完善。至于体悟大道者，深谋远虑达到极致，那么尧的成就、周的完备，伏羲旦夕之间就能展现，何必等待唐尧周代？

臣认为时代不紧迫的，圣人不强求；世俗厌恶的，圣人不推崇。所以五帝之前的典籍称为《三坟》，讲述至高大道；二帝之后的典籍称为《二典》，讲述寻常道理。然而寻常道理的应用，或许正是大道的体现？否则为何夏商过分质朴的弊端，周代要用极盛的礼乐来矫正？大概夏商末年仁义丧失殆尽，周朝矫正时弊的手段，就是完备的礼制吧？穷尽仁的极致来制定礼仪，穷尽礼的规范来建立法制，区分等级的仪式，教导节制的法度，在夏商周三代特别详备，那么大道的形式变化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后世难以治理，关键在于过分重视物质与自我。重自我导致僭越，重物质导致奢靡，无穷的欲望，莫测的变故，不能简单控制。执法官吏多至三百六十属，难道是喜欢繁琐吗？只是礼制法度必须因时制宜罢了。臣观察三代盛世，忠、质、文各代治国之道不同，车服器物各有法度，情感上相互传承，形式上相互变革。朝聘的勤勉，宴享的欢愉，祭祀的虔诚，婚姻的和美，其乐融融相亲相爱，礼仪灿然相交相接。用车服彰显地位，用音乐宣扬德政，用诗书传播光明，用纹饰昭显秩序。犹如一元之气扩散，催生万物形成春天！在和煦之气中，万千声色并存：飞的翱翔，走的潜伏，游的跳跃，并行不悖，共生不害，不知谁在主宰。三皇时代尚未标榜德义，就像元气包含万物；二帝教化则如春意渐浓。陛下体察大道君临天下，培育群才，改革政令，刑禁教化，上行下效，犹如天道运行四季！使凋零者复苏，使枯槁者繁荣，如春风惊雷；使涣散者凝聚，使繁华者结实，如秋霜晨露。将与众生回归淳朴，同游太古，这本是陛下的志向。至于宫室规格，器服使用，婚冠礼仪，祭享节制，现今都混乱简陋，未能恢复三代遗制，怎能期望大治？想来这正是陛下策问的深意。

臣听说不能根据时代调整礼制，制定的法度就难见成效；不能依据道义建立礼制，制定的法度就背离根本。礼乐的精神古今相通，明君因此能沿革创新；三代礼制各不相同，说明礼有增减。商朝沿袭夏礼，其增减可知——减少文饰增加质朴；周朝沿袭商礼，其增减可知——减少质朴增加文饰。将来继承周朝的，即使百世之后也能预知——文过则用质矫正，质野则用文补救，文质交替趋向中和，这个规律百世不变。虚伪是文饰过度，粗野是质朴过度，矫正文弊必须暂时回归质朴，这恐怕是孔子主张'从先进'[4]的原因吧？历法遵从夏朝，车辆仿效商制，服饰沿用周礼，音乐效法舜乐。郑卫淫声不是该追求的。文弊之世若沉迷此类音乐，就只有恢复舜乐才能摒弃郑声。自秦承周后，礼的精神无从继承，便用严刑酷法统治天下；礼的形式不加删减，反以穷奢极欲为能事。不能以智慧阐发道义，以道义彰明德行；不能以仁心制定礼仪，以礼仪明确本分。徒以法令治天下，又片面发展近世礼制中满足人欲的部分，将古老难行的礼仪尽数废弃，遂使天下风俗放纵奢靡，虚伪狡诈，淫声泛滥，谄媚成风——这样的统治，恰恰制造动乱！岂能辨明上下，安定民心，使百姓恭敬节制、欢欣拥戴朝廷？

[4]《论语·先进》'吾从先进'，孔子主张效法上古质朴

至于诸侯乘牛车，平民住豪宅，穷人因贫困废礼，富人因奢侈僭越。宫室规格，器服使用，婚冠礼仪，祭享节制，全都混乱简陋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汉文帝喜好黄老之学，认为繁文缛节无益治国，尽行废除，专务朴素。然而文帝岂是洞察周弊才这样做？不过是恰好符合其个人喜好，偶然接近圣人矫正周制的本意。所以其宫墙可绘帝王服饰，倡优可饰皇后妆扮，富商大贾僭越礼制无人制止——这仍是文帝不能依据道义建立礼制的过失。唉！文帝畏惧高深理论，张释之[5]只敢谈论秦汉旧事。唐太宗向往三代礼乐，房玄龄杜如晦[6]不能应对——因为他们制定的礼制沿袭秦汉旧例，唐代礼法承袭隋朝框架，其治绩终究不如三代，致使三代根本制度沉寂千年无人振兴，岂不可惜！

[5]汉文帝廷尉，以务实著称

[6]唐太宗宰相，擅长制度实务

陛下慨然有志于此，要使贫者不废礼，富者不逾义，文质得中——不仅天下后世蒙恩，文化传统岂非幸事！臣听说有德无位者不敢制礼作乐，因无推行权力；有位无德者不敢制礼作乐，因无立制智慧。现今陛下贵为天子，有权推行；德配圣人，有智创立。还顾虑什么？然而不能顺应民俗，礼制就失去人心；不能规范民俗，人心就背离礼制。礼失人心则无真情，人失礼制则无本分。陛下依据道义建立礼制，臣只补充说明如何顺应民俗、规范民俗而已。

气候有寒暖燥湿差异，材质有刚柔轻重不同，器物有特殊形制，服饰有适宜款式，饮食有调和口味——这些自然差异形成的习俗，是先王允许保留的。而混淆律令，异端邪说，奇装异服，诡诈技艺，虚伪行为，博辩谬论，惑众之举，以及不合规制的礼器玉帛——这些人为制造的怪异，是先王明令禁止的。顺应合理习俗而不纵容怪异风气。天下人往往心为物役，志逐利往。如同初生牛犊横冲直撞，不明方向——这时即使用道义阐明法度，用规范确定本分，约束放肆行为，也将劳而无功。因此大司徒推行十二教法[7]，其中顺应民俗的占四条，规范民俗的占八条。太宰用八则治理王畿[8]：以礼引导属民是规范民俗，依俗治理属民是顺应民俗。唯有圣人以大道创立法度，以德行制定规范，才能既顺应民俗与之和谐，又规范民俗加以引导。顺应民俗能使百姓欢欣交流，规范民俗能使民众恭敬节制。通过古老礼制使人知道崇尚什么，就能彰明德行回归本真，避免沉溺于忠信淡薄、道德衰败的境地，三代的礼制精神就能永远传承。这就是臣的治国方略。

[7]《周礼》记载的教化体系

[8]《周礼》记载的治国法则

 道始 

传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智慧与技艺为己任，开创并弘扬智慧、健康、高雅的新中式生活方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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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生民立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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